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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谢氏名人（浏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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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谢士炎原国军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陆军少将，烈士(1912～1948)

xiedai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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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楼

谢士炎原国军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陆军少将，烈士(1912～1948)

　　谢士炎，化名谢天纵，1912年生于湖南省衡山县，陆军少将，原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中共地下党员，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
　　1937年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1940年任国民党八十六军四十六团团长。1942年浙江衢州之战，谢士炎率一团之众，与十倍于己的日寇激战数昼夜，歼敌两千多人，击毙日旅团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谢士炎参与芷江洽降工作，并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负责接收日伪部队。他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非常钦佩和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从此决心站在人民革命一边，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贡献。
　　　1946年9月，谢士炎参与拟定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他将作战计划交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手中，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假谈判、真备战的阴谋。自此，谢士炎被我地下党吸收为秘密情报员。1947年2月4日，谢士炎由叶剑英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谢士炎调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向党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军事情报，为人民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谢士炎不幸被捕。1948年9月19日，就义的时刻到了，谢士炎挥笔写下这样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从容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36岁。

　　“余誓以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这是革命烈士、共产党员谢士炎入党时的誓言。

[本贴已被作者于 2009年05月31日 18时57分30秒编辑过]

2006-12-05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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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中共地下党员谢士炎的壮丽人生

　　194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明月斜照，万籁俱寂，我却在床上辗转反侧，久难入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发动内战，各种迹象表明，张家口方面战事在即。地下党组织指示我利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的合法身份，侦探敌方真实的作战情报，而我却因难以接触作战机密，苦无良策。不料，这时突然有一汉子闯进门来，手中的左轮手枪对准我，喝令道：“起来，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声音好熟，我一阵紧张，头上的血管也膨胀起来，难道我的地下党员身份被发觉了?但为了蒙蔽对方，我熟练地背诵着自己的简历：“陈融生，大银行家的儿子，军校十三期毕业留美学生，蒋委员长的同乡。在美国时曾担任蒋夫人(宋美龄)的侍卫。表兄是副侍卫长。现任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郭忏的亲信。”“不，这些我早就知道!”对方的枪口逼得更近了。

　　我无言以对，只好闭上眼睛，听候对方的发落，或许是无情的处决……

热血男儿

　　当持枪人打开电灯，而我的情绪稍定之后，发现这位鲁莽的威逼者原来是朝夕共事的好友谢士炎。

　　谢士炎，湖南人，时年37岁，中等身材，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透露出他的聪明、果敢和坚强。他早年毕业于国民党军校，后曾进“军辎学校”，继又进过“陆军大学”。军校生活使他养成“忠君爱国”的思想，立志于“报效国家”。抗战初期，他目睹国土沦丧、民众遭受惨杀和蹂躏，悲愤不已，乃尽军人天职，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他在浙江衢州国民党军中当团长时，在那里率部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歼灭敌人2000多人，并打死了日军一个旅团长。

　　1944年，谢士炎在湖北恩施第六战区任参谋处副处长。后因参谋处长杨伯涛调常德任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谢士炎被荐为参谋处长。其时，我在第六战区第二科担任陆空联络参谋，兼管战区外事工作，因工作关系，同谢经常接触。

　　在恩施，我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发现了他的干练才能，看到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在相处中，了解到他的为人，对他很有好感，并在携手抗战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战事相当紧张，机场的飞机必须频繁出动。每当这种时刻，我均在恩施飞机场同谢士炎保持着直接的电话联系，以沟通陆空两军的信息交流，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有时，恩施机场跑道被日机炸毁，形成坑凹地段，致使飞机难以起飞，我即打电话通知谢士炎；他能以神奇的速度调来工兵团，或者扫除障碍，或者填平跑道。当我方飞行员被迫在前方或日军占领区跳伞降落的时候，我就请求谢士炎迅速派人设法营救；而他每次都能有效地进行这种十分艰险的营救工作，如中国空军飞行员高志航和郑松亭就是在他的指挥下设法营救回来的。这期间，经常从空军拍照过程中得到一些日军方面的可靠情报，我即连夜整理出地面情况材料派人急送谢士炎；谢以他的高度抗战热情和出众的才干，对此均加以恰当运用和果断处理。

　　但是，谢士炎在恩施经历的两件事使他对国民党政府大为失望，对当时的官场生活极为厌恶和不满。

　　一是日军妄图打通大陆至东南亚交通线，对国民党军队加紧猛攻，中国的抗战面临严峻的局面，当时几乎一天失陷一个县城。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溃退。不久，日军已入侵独山，恩施大为震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出席会议的有郭忏、张知行、户济时 (情报处长)、苏时(作战处长)、蒋中光、谢士炎和我。会上，卢济时报告了日军进攻情况，分析了第六战区兵力装备现状，认为无法抵挡敌军入侵。这批平时神气活现的将官们，如今在这紧急关头竟然低头不语，一筹莫展。孙连仲也只能长叹一声，颓然坐着，然后断断续续地称，他只能指挥控制第三十军和三十二军，无法与日军会战，最后还流露出欲拉出队伍占山落草的思想。这对竭力主张奋勇抗击侵略军的谢士炎来说，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

　　第二件事是恩施机场招待所主任涂延熙，他在一天晚上，邀请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的夫人陈氏和恩施名流夏德贞女士到他家打桥牌，由他和他的妻子作陪，暗中又与美国兵相约作恶。当四人正在玩牌中间，一群美国兵突然闯入，涂与其妻立即退避，致使两位善良妇女惨遭轮奸后重病加身。谢士炎闻知此事，愤懑异常，斥涂延熙为民族败类。他暗中向我提议：“你能不能组织力量干掉这个涂延熙?”

　　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布投降，国民党政府要员顿时活跃起来，谢士炎在徘徊中似乎感到国家兴亡仍可寄希望于蒋介石。在一阵胜利的狂欢之后，日本方面派出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去接洽投降；中国方面派出了以谢士炎为首的代表团到芷江受降。各报纸也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谢士炎亦被吹捧为壮年有为、能文善武的“接收大员”。接收后，他又被郭忏派到汉口担任前进指挥所办事处主任。谢士炎在这种情况之下，幻想能“为国出力”，有一番作为。

　　岂知，战后国民党政府欲发动内战，在蒋管区压制民主革命运动，推行特务政治。谢士炎对军统特务残害革命民主人士等法西斯暴行，十分愤恨，屡加抨击。一批军统特务对此大为恼火，于是以“发接收财”为名加以诬告，致使谢士炎被罢官，并在监狱里关了两三个月。

　　谢士炎出狱后，深感为国效力，无门可投。他只好联络旧谊，北上投奔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任第十一战区高参。虽然孙对谢士炎一如既往地加以信任，让他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并陆续采纳了谢提出的军事建议，但谢士炎总感到事不随心，主事难得要领，眼前的道路茫茫。

2006-12-05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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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荷枪探路

　　谢士炎的枪口仍在我的胸前紧逼，他作出欲扣动扳机的样子说道：“我要送出一份厚礼，如果你拒绝或办不到，我们两人就同归于尽!”我既莫名其妙，又十分紧张，随即厉声喝道：“什么厚礼，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你为什么要拿枪逼人，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融生兄，老实说，我看你不像个国民党，说确切一点，你是个共产党。现在，我要找共产党，呈交一份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这件事非同小可。弄不好，你我都要死；如果我把你看错了，我也不想活了。”他很激动地讲着。

　　“我不是共产党，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你这样逼人，又让我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在没有完全弄清他的来意之前，我只好敷衍着他。

　　他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失望地坐在椅子上。突然又激动地问我：“那么，我要你说，为什么你平时的看法同一般人不同，你又从哪里得来这样多的内部情况?”

　　“哦，因为我懂英文，天天听美国电台广播。我在美军中有许多朋友与同学，他们告诉了我许多情况，当然我的见识要广一些。”

　　“那你为什么对我如此关怀和亲近?”

　　“因为你是爱国军人，血性汉子，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谢士炎看我仍对他不吐露真情，忙说：“融生兄，你不用怕，只要你帮我寻找共产党，我一定保护你。我们行动时，由我来驾驶汽车!”说着，他从口袋里迅速掏出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坦率诚恳地说：“这份计划稿是我替孙连仲拟订的，已经获准付诸执行，不到10天就会有行动。现在我要你将它送到叶剑英将军手里。你不肯干，我们就一起去死！”

　　我假装为难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唉，那就设法试试看吧。”

2006-12-05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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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

光荣入党

　　我和谢士炎迅速离开了我的住地－－北平的中央银行招待所，走进漆黑的夜幕里。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我让谢士炎去开小车来，我打电话给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用密语约定同他立即见面。待谢士炎开车来时，我立即钻进车内，指示他把车开至北京饭店前。驱车途中，我和谢约定了再次碰头的地点，让他将车开到北京饭店后，即去约定地点等候。车刚到饭店门前，我迅即下车，谢士炎马上就把车飞快地开走了。我立刻戴好墨镜，低着头，一口气快步冲进北京饭店里，在二楼的转角处，找到了徐冰的房间。我进去一看，徐冰早巳等待着我的到来。我迅速呈交谢士炎送来的“作战计划”，徐冰接过去略略一看，决定马上送给叶剑英。当他刚出房门后，又立即返回来，情绪紧张地对他的夫人张小梅讲，让她陪着我，呆在房间里，不要离开，因为发现外边已有特务监视上了。过了不一会儿，徐冰就匆匆归来，告诉我“计划”已安全送到。这时候，又进来约10位同志。徐冰帮助我很快改换了衣服，在他的机智指挥下，由这10位同志将我紧紧围在中间，然后匆匆下楼，一直走出北京饭店。当我们刚走出门口时，已经有一辆大型军用吉普车发动着引擎在等候着。等我们跳上车后，司机立即开动汽车，飞驶在北平城的街道上，无目的地沿街转着。由于还是有特务的汽车跟踪而来。司机机警地把车开进苏州胡同，又转了几个弯。当我们的车将特务的汽车甩开了一段距离，而特务在车上已无法看见我们的时候，司机紧急刹车，让我火速跳下车来，又把车飞也似地开走了。我跳下车后，立即蹲在一个门旁的黑暗处，眼看着特务的汽车从身旁驶过，后面再无其他特务跟踪了。这时，我若无其事地漫步走在街道上，一直走到和谢士炎约定的地点。谢士炎等我钻进汽车，急驶着将车开回自己的宿舍。

　　当我们步入宿舍房门之后，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压低嗓子对他说：“成功了!好险呀！”顿时，我俩人兴奋得紧紧拥抱起来，腮边挂满激动的泪水。谢士炎立即打开酒瓶，要庆贺我们的胜利。这一夜，我们足足喝了一瓶酒，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同谢士炎在一起的一些往事，又在我脑海中跳跃……

　　1946年夏，我从昆明回到上海，很快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我必须尽快打入国民党军高级司令部以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尤其是兵运工作。经反复考虑，我认为当年在恩施的同事好友谢士炎是最合适的对象，必须以谢为突破口，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于是写信请求谢向孙连仲推荐引进。孙连仲在恩施抗战期间对我有良好印象，经谢提出，他欣然表示同意，并立即汇来路费。是年8月底我顺利到达北平，首先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官邸报到，被孙连仲任命为外事处副处长。

　　我和谢士炎自恩施离别已一年多，两人阔别重逢，难免感慨良多。他向我倾诉了他的种种不幸和失意，他思想上的彷徨和苦闷，他生活上的艰难和疾苦。为了帮助谢尽快觉悟，我和他共同阅读了《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这些书籍，都是国民党特务在查抄进步学生的校舍时抄获的。我当时的借口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对青年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怠。”我故意对谢士炎说：“你是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陆军大学的高才生，绝不会受这些书的影响的。”此后，我抱着“一本好书，可以拯救许多人的灵魂”的思想，又向他推荐了鲁迅和茅盾的一些著作。因为他曾横遭军统特务分子的暗算，所以他看了茅盾的《腐蚀》之后，表示了对军统特务的极大愤慨和仇恨。但对我平时的谈话以及其他书籍的看法皆隐而不发，使人难知究竟。今晚谢士炎的言行终于解开了我心中的谜。

　　此后，地下党组织决定利用谢士炎的合法身份，在第十一战区开展地下工作和兵运工作。谢士炎为自己能够真正为国为民出力，而深感荣幸，他经常秘密地将战区军事会议等情报向我党如实汇报，为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严格考验，组织上认为谢士炎已成为自觉的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忠诚战士，决定考虑发展谢士炎入党的问题。我找谢士炎作了郑重其事的谈话，他十分感动，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后，他向我交来自传和入党申请书。

　　1947年初的一天，我接到地下党组织的通知：今晚陪谢士炎到郊外某空地等待组织谈话。晚上，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提前到预约的地点等候。届时，一辆小汽车朝我们徐徐开来，当靠近我们的时候，车停了。从车上下来的是马次青。他不慌不忙地分别打开小车两边的后门，请我们各自从两边上车。当我们刚上车，马次青也立即上了车，随着关门声汽车已经向前驶去。

　　这时，我们才发现，坐在我俩中间的是一位长者。他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呢帽，头发和胡须都显得很长，还戴着一副浅色眼镜，脸上显出笑容可掬的样子。汽车不停地朝前开着，车子里谁也不说话。我寻思着，这位长者是谁呢?谈话该如何进行呢?不一会儿，这位长者终于开口了，他操着十足的广东客家话慢慢地说：“我是叶剑英。你们两位同志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和谢士炎都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顿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叶剑英对我们严肃他讲：“我要给你们强调指出的是，你们现在为之努力奋斗的，是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起人民自己的红色政权。但是，你们不能就此停顿下来，还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断努力奋斗。要有决心永远革命到底，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精神……”

　　谈话约进行了半个小时，最后我和谢士炎都表示了自己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坚强决心，叶将军听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时车子行进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逐渐停下来。我们俩人下了汽车，无限深情地向叶剑英举手敬礼，目送着他和车子缓缓离去，直到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这一晚给我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1947年2月4日下午，谢士炎的家里，窗帘被紧紧地拉了下来，墙上挂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桌子上点燃着一支红色的蜡烛。叶剑英和马次青亲临监督宣誓。谢士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誓词稿，举起右手，对着党旗宣誓；然后把誓词呈交叶剑英。叶剑英接过誓词，然后递给在场的同志传阅，最后又借着蜡烛的火把那份誓词烧掉，以示不留痕迹。

2006-12-05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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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

慷慨就义

　　1947年9月26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共谍”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设在东四牌楼的秘密电台被侦破，电台台长李政宣叛变，出卖了原十一战区指挥部内所有的组织。27日，谢士炎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不幸被捕。

　　此前，1947年春末，国民党第十一战区被撤销，成立保定绥靖公署，指挥部迁到保定，谢士炎任绥署军务处少将处长，我任外事处副处长。谢士炎虽然随绥署去了保定，但仍参加孙连仲的智囊团――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出席每次重大军事会议。在此期间我们结识了著名爱国民主老战士、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清先生。谢士炎更自觉更坚决地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同我和余先生一起努力做争取孙连仲与共产党合作的工作。6月，我正忙于北平、保定、天津之间，借绥署外事活动之便，为党收集军事情报，忽因余心清先生发动孙连仲起义事，被组织召回解放区。之后，白区工作重担就全压在谢士炎身上了。在此期间，他出席了蒋介石召开的涿州军事会议，会后将蒋介石对全国的军事部署情况完整而及时地送到了人民解放军总部……

　　在北平监狱的头一道铁门前，谢士炎穿着整齐的军服，操着湖南口音高声抗议道：“我是国家的一名将官，我为国家立过战功，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吗?”他对看守兵那种侮辱人格的搜身作法不能容忍。和他同时被捕搜身的余心清先生，对他这种临危不惧、自尊好强的精神极为赞佩。

　　同谢士炎一起被捕的还有丁行、石崞、朱建国和赵连璋等人，他们在北平监狱里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受到严刑审问、寒冷和饥饿等种种折磨。11月29日，他们被押送到南京市宁海路19号国民党政府军法局，然后关进被称为“木笼大厦”的看守所，最后于次年2月间送进陆军中央监狱，在那里关了7个月，直至英勇就义。

　　在南京水西门外的国民党陆军中央监狱里，出现了一所特殊的“革命大学”。谢士炎、朱建国、丁行、赵连璋、石崞，还有陈斌等15个人，关在三间紧连着的房间里，房门白天经常打开，大家互相可以随便往来，这是他们经过坚强的斗争才争取到的。他们一切采取集体行动，“把革命带到牢里来了”。他们像大学学员那样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清晨起床后，各自做着自己爱好的某种运动；洗过脸后，大家开始读书，直到吃早饭的时候；饭后改为下围棋和象棋；午睡后，又开始读书学习；晚间是开“座谈会”，讨论各种问题。

　　他们在这里尽可能地读各种书，主要的书籍是历史和英文，因为这里最容易找到这两种书。他们边读边讨论各种历史问题，津津有味地研讨着社会发展规律，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

　　座谈会的内容是丰富而生动的。谢士炎尽情地发挥着他政治评论家的特长，从国际形势到战场变化、军事策略，乃至战斗生活故事，滔滔不绝地谈着，使每个难友都受到教育、鼓舞和感染。

　　因这个“大学”的存在和有意义的活动，给黑暗的监狱带来了生机。全狱的难友们都对他们肃然起敬，相互传颂着他们的事迹，并送给他们一个美妙的称谓——“经院学派”。在这个阴暗的魔窟里，他们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经久不息地照耀着狱中的每个角落，唤起了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和生活勇气。

　　1948年9月19日清晨6时半，分住在这三个监房的5位“经院学派”战士谢士炎、朱建国、石崞、丁行、赵连璋照例洗完脸，准备开始上他们的早读。这时，监狱的副典狱长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门前。这家伙一露头，便象征着死神的降临。有人警觉地说：“今天有人要吃馒头了(就是处决)。”朱建国满不在乎诙谐地说：“吃馒头我是一定有份的。”副典狱长一打开房门，头一个就点到谢士炎，接着就是朱建国和石崞。他们3人昂首阔步，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丁行住在隔壁的监房里，当点到他的名字时，他随口骂道：“**，我的遗嘱还没来得及写呢!”尔后毅然地走了出来。赵连璋住在第三个监房里，不等叫到他的名字，他已把穿在身上的皮夹克脱下来，对同屋的难友们说：“一定有我!谁喜欢这件皮夹克，拿去吧，留个纪念!”果然，他也被喊出去了。

　　他们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里，5个人排成一排。这是在执行死刑前，照例要进行的宣判手续。一个姓方的军法官声嘶力竭地宣读判决书，什么“匪谍”、“颠覆政府”，“供认不讳”，“应处以极刑”等等。然后，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我有话说!”谢士炎提高了嗓音，义愤填膺地吼道：“你们今天杀我们，全国民众很快会向你们清算的！”接着他们几位就写遗嘱。谢士炎把遗嘱塞进自己裤后的口袋里。照例，旁边一张桌子上，放着两盘菜和一壶酒，一个小碟子里盛着一包打开的烟卷。谢士炎和赵连璋从容地各吸了一支烟。

　　7时半，谢士炎等5人被看守押着，来到监门外一片荒地上。一个卫兵排长向他们发布命令：“跪下！”“呸！”赵连璋回过头来，狠狠地啐了他一口，骂道：“混蛋东西!要我们跪下，没那么容易!”这怒骂声竟使那卫兵排长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石头城的上空回蔼着“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悲壮声音。一排枪声响过，5位英雄倒下了，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荒草……

　　谢士炎烈士，我尊敬可爱的战友，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46年深秋的夜晚，他用手枪紧逼着我，那是为了寻找共产党组织；两年后深秋的清晨，当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他确如志愿中说的那样，勇敢果断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用鲜血写下了这铿锵悲壮、掷地有声的遗诗：

　　　　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

　　　　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2006-12-05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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