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重的崇高 4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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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出处： 更新时间： 2011年05月09日 |
一九七七年，谢学锦发表《当前区域化探若干问题的讨论》
这两本著作，为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区域化探奠定了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一九七八年，地质部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了全国实施区域化探扫面的宏伟工程。所谓扫面，就是用化探的方法，把全国的国土“扫”一次。
在这一年，谢学锦为地质部撰写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区域化探全国扫面、内地及沿海工作方法暂行规定》。
一九七九年，谢学锦出版二十八万字的专著：《区域化探》。
这些著作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地球化学填图的理论、战略、方法和技术，成为全国各专业部门工作的技术纲领和指南。截至一九九一年，化探扫面国土面积已达四百万平方公里，已发现的各种有远景的矿床六百多处，确定为工业矿床的有一百五十八处。至此，勘查地球化学已成为地质找矿最有力最有效的手段了。
所谓地球化学填图，指的是把地球化学勘查中获知的诸元素在地壳中存在的丰度复原到地图上。
有人告诉我，当全国的地球化学填图完成后，你想找什么矿，把地球化学图打开好了，它会告诉你，你要找的矿在哪里，哪里的矿最富，哪里是你的最佳靶区……
有人笑道：那时，得有许多地质工作者要失业……
但愿这种“失业”不致于引发社会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反感！
一九八０年到来了。一九八０年对谢学锦很不寻常。这年，他出任地质部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了，主管业务。这年，他当选为学部委员了，他说在“意料之中”。那时，他们的研究所正从蓝田搬往廊坊。这个研究所是从北京投下去的，由于北京人口膨胀，他们搬不回北京了。他们在北京的外围找了个地方落脚。他们的工作与国内外的学术界有着越来越频繁的联系，还是离北京近点好。谢学锦是在北京百万庄那座与施宗恕久别重逢的那间屋子里听到他当选学部委员的消息的。那是早晨，他正写着什么，从窗外突然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一则新闻。他一听，是在播送新当选的学部委员的名单。他于是心里说：下两个就是我了。果然，下两个就是他。他说，他当时很得意，并不是得意当选了，而是得意自己的判断力。马上就涌来许多人，向他道贺。他说。“道贺的人一进来，我发现我一点儿得意也没有了。我整个变成手足无措。”
更大的手足无措还在后面。不久，他应邀去联邦德国参加第八届国际化探会议。他去了。这年他五十七岁，是第一次出国，也是中国化探界第一次与国际同行的直接交流。他母亲吴镜侬当年极力主张他与他的父亲双双出国，他和他的父亲却不听她的话。在父亲死后的一段时日里，谢学锦甚为后悔。他自认为是他害了他的父亲。如果当年谢学锦不以青年革命家的姿态反对母亲的意见，父亲是会去新西兰参加那个太平洋科学大会的。等那个会和会后的考察结束，父亲再回国，就可以叫做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回国了，他后半生的历史就要改写，何致于沦落到那般田地……他说，他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想到了他的母亲，他母亲自杀后的遗容历历在目……他说他那时唯一能告慰母亲的是他在从北京到汉诺威的飞机上好好的睡了一觉。他说从小他母亲就为他的身体操心，他的身体从来就没强壮过。母亲说，我有一天死去了，谁来照顾你？你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他们从北京飞巴黎，从巴黎飞汉诺威。下飞机已是傍晚，受到了始料不及的礼遇。德国人举着“八届化探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牌子来迎接他们，并请他们上车。几个同机到达的其他国家代表看见牌子也想上车。德国人很客气的说“请你们去坐出租车，这车是专门接中国代表的。”
在旅馆安顿后，接他们的那个德国人，年青的勘查地球化学家西渥斯博士建议他们立刻去参加已经开始的酒会，去接触全世界的同行，这是中国人与国际化探界如此多同行的第一次接触。
会议筹委会主席贡德拉赫博士在酒会厅门口迎接他们。他对谢学锦说明晨开幕的全体大会上有三个开幕学术报告，已把谢学锦的报告安排在第二个，这使他稍感紧张。
第二天早晨，大会开始前他把幻灯片交给那放幻灯的德国老头，德国老头知道他是中国人特别感兴趣，再三叮嘱他，作报告时一定要插些使大家发笑的幽默，这样报告的效果才会好。
他走上讲台，看见台下坐着五百多位科学家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他那一点点紧张也就消失了。谢学锦对我说。我从来不怕听众多，听众一多，我很快就进入“目中无人”的境界，听众稀稀朗朗，我也打不起精神了。
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化探》。这是中国化探首次进入国际化探界。他扼要叙述了中国化探的发展史及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充分发挥他演讲的技巧，注意节奏快慢，缓急轻重，并时时插入一些幽默，引起哄堂大笑。听众像在听天方夜谭故事，因为中国化探达到国际水平的许多成就，几十年来不动声色，无人知晓，竟在几十分钟内凭空冒出来，确实使人目瞪口呆。如果不是多年的锁国政策，把国内科学成就掩盖得水泄不通，谢学锦也就不可能造就这样戏剧性场面。
谢学锦从来不会像学校教师那样善于掌握时间；时间一到刚好讲完。他听到三十分钟已到的铃声后只好说：“我还有两个中国化探找矿成功的实例末讲，但时间已到，我只好结束我的报告，谢谢大家，”台下立时进发热烈而持续很长的掌声。大会主席走过来和他握手，向他道贺。会后许多人向他拥来，握手，祝贺，还有人约他再讲一讲在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那两个例案。一个美籍华人学者特别在晚上邀谢学锦去喝茶，对他说，你是今天会议的明星，为中国扬眉吐气了。中国化探隐姓埋名三十年，一天之内已名扬全世界。
一九八九年，谢学锦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全巴第二届地球化学大会及第十三届国际化探会议。会议特邀他去作报告，并负担他一切费用，机票是会议组委会给寄来的。坐德国的汉莎公司的航班假道法兰克福，转飞里约热内卢。他接到机票后便去办了手续。但另一个手续他忘了办，他在机场被拦。他没办的是个证明，他压根儿忘了出境时要这个证明。他争辩说，不久前他夜这里出境到华盛顿也没人问他要证明。拦他的人告诉他，是他记错了，那时就需要这个证明了。他这才想起，前次出境是一行多人，大约是同行的人给他办了。他请求通融，不行。请求给他单位挂电话，还是不行，他只好请送他的人速回城里开证明。证明来了，飞机也飞了。
谢学锦连夜设法弄到第二天的飞机票，在安排他作报告的头一天赶到里约热内卢。他报告的题目是《金矿化探——对一个特殊问题的不同作法》。这报告是针对加拿大皇后大学教授尼克一篇有名的论文而发的。尼克是金矿化探方法的权威。他在一九八六年的一篇论文《金矿化探——一个特殊问题》对国际上用地球化学方法找金矿影响很大。在这次会议上他主持了一个金矿化探的培训班，每人收费二千美元，包括野外及实验室实习。
谢学锦在他的报告中说西方化探方法至今在找金矿上只处于从属地位，而在中国，化探方法已成为找金最主要方法，且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是西方学者认为金是不活泼的元素，在地表以金颗粒形式迁移。由于所谓“粒金效应”使金分析的重现性很差。尼克及其他西方学者对此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欲达到必要的分析精度，在分析时应称取至少二百至八百克样品，并把工业上。提炼金的堆浸技术用于实验室，发展了所谓BLEG方法。但这种作法成本很高，又费时，使许多找矿公司望而却步，因而地球化学方法至今在西方大规模找金中只占极次要的地位。而在中国，谢学锦认为金在表生生物地球化学环境中是活泼的。显微状或超显微状各种形式的分散金占有很大比例。用灵敏度极高的方法检出含量仅为十亿分之一以下的金，在有工业价值金矿周围发现了规模极大、含量水平仅为十亿分之二至四的金的“区域性金异常”，不仅大大扩大了找矿的靶，而且根据这种异常的规模可以估计金矿的工业价值。用这种方法找到了数百个过去未发现的新的金矿点，已从中查明数十个有价值的金矿床，致使地球化学方法在中国找金成为挂头牌的方法。谢学锦的报告引起各方广泛的兴趣。尼克因主持培训班，未听谢的报告，但第二天他就来找谢学锦，问他报告讲的内容。
里约热内卢会议后，尼克打电话给谢学锦，说他二月初将来北京，希望能在北京会面。谢学锦说那时候他在巴黎，不在北京。尼克说希望在欧洲会面，他原计划从北京去英国。谢学锦说他在巴黎开完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执行局会议之后将去芬兰赫尔辛基开会讨论国际地球化学填图问题，在那里会面比较合适。于是尼克到北京后天天打电话到赫尔辛基了解谢学锦何时到赫尔辛基。一俟知道确切日期，他就从北京经香港飞阿姆斯特丹，转机来赫尔辛基。主持国际地球化学填图讨论会的加拿大学者丹雷为照顾尼克远道前来立即宣布休会，让尼克与谢学锦讨论。尼克首先声明他的连续飞行已有三十余小时，因此讨论时如果他打呵欠或眼睁不开请谢学锦不要介意。就这样从下午讨论到深夜，尼克连珠炮似地提了许多问题，谢学锦一一给以答复。第二天尼克满意地离赫尔辛基会英国。谢学锦说到这里，我问尼克开培训班，要每个学员交二千美元，你为什么不开，白白教尼克？他笑笑不说话。
事关经济，事关市场，谢家荣比谢学锦要高明得多！后来，谢学锦自己也说。比起他的父亲，他只能称半边人。这几年，他有了些好转。前两年，从部到所都有人联合起来和他作对，使他这样一个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居然在地矿部没有一个研究项目。没有项目便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没有他的科研，也就没有了他的存在价值。于是，他便走了出去。在外面搞项目，搞“横向项目”。他这次来新疆，就是到吐哈油田和克拉玛依油田搞“横向”项目。现在形势好转，从上到下都在支持他，他不仅有科研项目去实现他的许多新的探索，而且筹备主持了第十六届国际化探会议。这个会议是第一次在中国，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召开。
第十六届国际化探会议已顺利开过。开得热烈、隆重、低耗、高效。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和地矿部长、副部长和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我是从电视上看到的。我看谢学锦也坐在主席台上。后来我又看到了报纸，看了大会工作人员拍的许多彩照。彩照上的谢学锦当然是一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笑容可掬的派头，他的脸上，洋溢着光采，眼睛里闪烁着一行行汉字：欢迎，欢迎……这是他与外国同行握手时的模样。我后来得知，几位在他团结湖的家里起劲夸奖过他的茶几的外国佬也到会了。大会开幕式的前一周，我在百万庄他的一问临时办公是碰到他，我请他帮我弄一张开幕式的入场券，我说我想感受一下大会的氛围。他说这没问题，他还不无自豪地说，不然，我这大会主席就白当了。大会结束一周后，我碰到他，他这才想起，他把弄票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他的这份忘性，使我失去了一次目睹他红地毯的风光，我的确需要看看那风光，以此中和中和他留在我脑子里的晦事晦气。也许，他的忘性恰恰成全了他，使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在风雨中跋涉的身影。我们在乌鲁木齐住了几天后，吐哈油田方面来了电话，说评审会准备妥当，可以来了。接到电话，谢学锦就和我们另外两个人上路了。我们是深夜抵达鄯善火车站的。谢学锦一下车，被刺骨的大风吹得打了个趔趄。他稳住身，顶着风向前走去。他走得快极了，像小跑。我追上他喊，你干吗跑这么快，去摔倒的。他说。太冷了，走快点，给身子一点热。同行的另两位远远落成后面了，他们抱着一卷卷的图纸，扛着大包小包，行动十分迟缓了。我们出站后来到了站前广场，一辆开往鄯善县的公共汽车已经发动了。是去县城，还是在车站附近找住处，他们三个人商量了好一会总没定论。同行的另两个人说，去为好，那边的房间干净些。谢学锦说，那边如果没房间了，冉干净顶什么用？吐哈油田指挥部距县城好远，去那里是第二天的事了。我奇怪吐哈油田为什么没派车来接，同行的两人中有一位叫吴国强的说，我没打电话。我说，有谢先生来，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吴国强说，谢先失是给人家打工的，派什么车接！我吃惊了，谢先生打工？吴国强笑道：想把他的实验搞下去。他就得打工，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也笑了，之后，补充说：我也是打工的！人家打工是朝沿海跑，我们打工是往戈壁滩上钻，人家是小姑娘，我们是老头子。
就在我们是去是留难作定论时。这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开走了，是去是留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间有空位的旅店。四人间，正好住下。他们三人一进屋，就忙着翻被子找虱子，找了一个捏一个，捏一个诅咒一声。我也跟着翻，我怕虱子，更无法忍受的是打开被子时猛扑过来的那股气味。我转身下楼，走进登记室。那里有三个人正在聊大天，两女一男，男士内行地瞌着瓜子。我说，能不能给换换床单被罩？一位女青年说，没有多余的。我说，能不能想想办法？另一女青年说，这么晚了，哪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四个人里有一位学部委员，能不能照顾一下？那位嗑瓜子的男士笑了：学习委员？学习委员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昨天我们这里还让我当学习委员，负责给大家读报，我还不干呢！他边说边嗑着瓜子，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我不再说什么了，转身就走，顺手将门角里洗过的半干不干的枕巾拿了四条。我当时有一种陈焕生的心理，准备把这些枕巾拿到房子去擦桌子。回到房间，只见谢学锦已经钻进了波子，是正规睡法，脱了大衣、毛衣，被口扎得严严实实。而那位叫吴国强的同志却只脱了皮鞋，和着他的那件遍露鸭毛的羽绒服躺在床上，被子也当褥子了。我给他们一人分了一条枕巾。谢学锦说，这是湿的呀。我说，总比脏的好。他说，我可怕湿。我说，你怕湿我正好用来擦擦我的皮鞋（不是擦桌子了）。他说，那我只好枕了。我的恶作剧引起一阵哗笑。几条半干不干的枕巾救不了我，我还是得凑合一夜。我便采取了折中式，脱去羽绒服，保留毛衣，钻，钻吧！这一夜，我睡得极不轻松，常醒，被一股臭哄哄的气味熏醒的。盖得严严实实的谢学锦和一点不盖的吴国强各领风骚，他们这个的鼾声刚落，那个的鼾声又起。当时我就想，谢学锦在国外住五星级宾馆时，也有此等美妙的鼾声么？恐怕没有。
有了这么一个夜晚，这么一种鼾声。在我的潜意识里，对他那不久就要到来的红地毯的那几天，便不大以为意了。
石油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上扮演的角色，无需我在这里作什么说明和拔高。人说，石油是一种武器，石油武器；人说，世纪末的最后一场大战海湾战争实际叫石油战争。
中国的第一次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找油人是谢家荣、翁文灏，中国第一次（也是世界第一次）以最经济最简便的化探、物探的方法成功的勘察石油的科学家是谢学锦和吴国强。
谢学锦是一九八四年投身石油的，他的方法叫：地球化学直接找油。
吴国强是一九八三年投身石油的，他的方法叫：地球物理直接找油，又名：氧化还原电位法。
世界需要石油（不惜打仗），中国急需石油（不惜工本），谢学锦和吴国强便命定地走到了一起。于是，一种新的理论与技术诞生了：物化探多参数直接找油。
传统的找油方法是，地震勘探占主导地位。
所谓地震勘探，就是在勘探区用炸药制造人工地震，用仪器记录下地震波，根据地震波绘制地层构造图，在地震构造图上寻找适合油气富集与储藏的构造。然后在这些构造区布点打钻，看是否有油气藏。
这种方法，奠定了现代石油工业。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成本高。命中率低。花大钱找到了适合油气储藏的地层构造，并不一定就能找到油田。即使找到了油田，定点钻井也并不能井井见油。一般说，十口井有两口井见油就不错了，其他的八口井只能称作白费，地质意义不叫白费，它也证明此处无油。但这个证明代价太大，抛开在地震上花的钱不说，光打钻的钱就十分可观，在新疆的塔里木，打一口井耗资一千万元。
多少年来，无数科学家在苦苦寻思，试验，想找一种既经济又简便，命中率又高的石油勘查新技术。
谢学锦是在化探直接找油在全世界陷入困境的时候投向石油勘查新理论新技术的研究与实验的。
当时，许多人劝他，你功成名遂，何必往石油那个死胡同钻？有人还讲了爱因斯坦晚年从事的“统一场”理论的研究，请他引以为戒。
而谢学锦说：这正是爱困斯坦的伟大之处啊！并且拿出了他一贯的幽默：我现在转向石油，就像当年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进攻！
他准备失败，而且是惨败。
九年过去了，他成功了。在吐哈油田，我亲眼看到了他的成功。
吴国强的方法也成功了。在吐哈，在克拉玛依，在以后的胜利和辽河，都传来了成功的消息。
谢、吴的方法的结合与互补，开创了一个石油勘查的新时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们的成果要获得石油界的普遍承认，还得待以时日。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他们的成功几乎像神话。的确是神话：与传统的地震勘探比较，他们的方法所需费用是100：1，而且在他们的方法上形成的地质资料与地质图上布点打钻，命中率要高得多，保守的说法是10：8，即十口井中将有八口井见油。他们是直接找油，有油的地方他们才布点打钻。两项相加，他们的经济效益是呈几何级数的。谢学锦为筹备第十六届国际化探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吴国强强拉他来到新疆参加两个油田的评审会。吴国强的口头表述能力不如谢学锦，也没有谢学锦的名声与权威，他不得不拉他来。于是，也便有了我的此次新疆之行。
最近几年，谢学锦经常来新疆，最多的一年来过六趟。主要为新疆的“305”工程来，有时为他的新法找油来。所谓“305”工程，其实是一个边远开发工程，类似美国的“荒远计划”、“阿拉斯加资源评价计划”，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开发计划”、“贝阿沿线开发计划”，巴西的“亚马进河地质工作计划”。谢学锦是这个工程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工程的全称叫‘加速查明新疆矿产资源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综合研究”，这个名字是谢学锦的一个创造。这个工程实施数年，成果显赫，谢学锦为方方面面称道。他的极富感染的“席卷北疆”的发言至今挂在人们的嘴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地质学家宋汉良称他是“305”的科学中坚！说“305”将才如云，帅才只有谢学锦先生。新疆地矿局主管化探的副总工程师邓振球对我说：如果按谢老的思路搞下去，光黄金一项，新疆拿下两千吨没问题。谢学锦的化探找金的理论与技术，在世界堪称一绝。那位叫尼克的加拿大人就是为请教找金新理论新技术满世界飞着追踪谢学锦的。但这次，谢学锦不是为“305”而来。虽然他去了那里一次，也使我得与邓振球有了一次长聊。谢学锦找油的新理论新技术没有他的找金的理论与技术幸运，这几年一直在困境中挣扎。没人愿意投资。他只好与专事物探找油的吴国强结合在一起。吴国强几年前退休，可以一心扑在石油上了。谢学锦通过各种关系，这个会上吁请，那个会上介绍，请这个油田给点实验任务，那个油田伸伸支援之手。便有了一点实验可做。实验经费由油田给，因属实验，经费给得少，但他们还是充满感激。区党委第一书记宋汉良和石油部总工程师的敦实给予他们巨大支付，宋汉良和阎敦实多次给新疆的油田与信，请他们接受这个实验。
一项新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在它被普遍接受以前，是很不值钱的，从事这些理论与技术研究和实验的科学家就更不值钱了。暂时撇开谢学锦与吴国强，光讲一个最不值钱的科学家的故事。这个故事也与谢学锦有关。
有一天晚上，我去谢学锦办公室，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叫刘祥重的人，刚刚从安徽蚌埠来。谢学锦向我作介绍时说，你的老乡，湖南人，但说话跟你不一样，他不是说话，是学鸟叫。刘祥重果然用他鸟叫一般的说话自我介绍了：湖南隆回。隆回的话在我这个湖南人耳里，如广东话、福建话一样难懂。他离开湖南近三十年了，乡音一点不改，一点不照顾听众的接受能力与情绪，这也算在外的湖南人的一个特色，顽固之极的湖南蛮子。
谢学锦当着他的面对我说：你这位老乡是位真正的科学家，建树极大，处境艰难。
刘祥重是来找谢学锦帮忙的，他被他所在的地质队编余了。他有两个儿子在上大学，靠妻子一个人的工资和他的一点生活费，日子难以为继。（以后他的生活费也停发了）他请谢学锦帮他找点活儿干，哪怕去什么地方当粗工。当然最好有技术工作给他做。
刘祥重的脸黑得像个非洲黑人。从那脸，可以想见他这几十年的野外生活了。刘样重的穿着从衣到鞋，全是单位的劳保用品，且都穿旧了。谢学锦说，他在新疆几次被当盲流抓起来。他自己补充说，到了盲流收容站，他拿出工作证，人家还以为是伪造的。高级工程师？你是高级工程师？不信，请打电话去单位问吧！他说，有一次他如果不是工作没干完，他真想承认自己是盲流，好乘一次免费的火车回家。
第二天，我去招待所找他，请他到我家吃一餐便饭。老乡嘛。他执意不干，他说他现在口袋里有钱，昨天晚上谢学锦给了他五百元。我进门时他正伏在床上看他的一本著作的校样，这是本大著。十六开本，九百余页。国家自然科学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重庆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名为《重磁异常波谱分析原理及应用》。
我读了它的序言。刘祥重说，这序是钱伟长先生写的，但钱老却不愿署名。这篇序言对刘祥重的著作给予的评价之高令我这个外行“震惊”。——难道这书的作者就是眼前的这位刘祥重么？
序言称：本书主要是介绍作者二十几年来从事重磁异常波谱分析的科技成果，它的出版，力图使电磁波、弹性波、声波、光波、天然地震波等多学科的波动理论和重磁波谱理论统一成一门学科，并用重磁波理论推导和推动波动理论的发展。若能将所有的波动理论统一于一门学科，那将会对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序言说：国内不少著名电磁波和弹性波专家曾向我提出探讨这类问题，并盼望本书的出版能提供基础理论，以便于进一步发展电磁波和弹性波理论。
接着序言一项一项列举了这本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意义与功绩，从地质找矿，找石油，到基础地质理论的发展，到改变地学新面貌的作用，到天然地震预报、减少自然灾害损失，到天然地震波理论的丰富，到工程地质学，到国防工业如潜水艇和军舰航行激起的水波和声波，到准确发射导弹、计算人造卫星轨道，等等，等等。序言的最后，一连十二次使用“前人未曾研究”“前人奋斗了几个世纪始终没有解决”的话语。而这些，却被刘样重研究了，解决了，并且纠正了已经写入高校教科书的一些错误论点。
序言结尾说，本书在新的领域方面有突破性发现：如极小值点，极大值点，零值点等特征点的规律的发现和应用；解决了前人奋斗近一个世纪还未解决的三个以上垂直叠加异常的分析的重大科研难题，等等。
刘样重的工作单位是一个野外地质队的下属分队。这几年地质队不景气，他就更不景气，但他在八小时之外发愤著书。他是读物理的，同时又是一个计算机软件专家。他的著作里的运算，没有计算机辅助，一百年也完不成。他创立的一道数学公式，仅十六开的印刷页就占了十二页之长。在对这道公式作评审时，一位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生也连连摇头：对付不了！最后还得请学部委员们出马。这是指他那部钱伟长先生写序言的著作。
刘祥重被编余了，刘祥重找谢学锦“讨饭”来了。谢学锦给他找了一项工作，帮助中科院一个研究所搞资料的处理与计算。开价一万元。刘祥重得救了。
几个月以后，刘祥重寄去了处理与计算结果。他的处理与计算是自创的方法，全世界独一无二。他得租用计算机，这是要付钱的。
前不久，他又来到物化探研究所，找谢学锦与吴国强。扑空。他说，原来说好的一万元，现在变成了五千元，他除去付差旅费，付计算机租用费，他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他请谢、吴帮助去调解。
见他找人扑空，我问他行前为何不打长途电话联系。他说花不起长话费。我说，你坐火车不要钱么？他说他是逃票来的。
我们到乌鲁木齐后的第二天，吴国强才出现。他早我们两天到乌鲁木齐，他是坐火车来的。他与另一位同志住另一家招待所。谢学锦问吴国强，我们到了两天了，你怎么才出现，又到哪里去晃悠了？吴国强说他感冒了，昨天发了一天烧，现在还咳嗽。他便马上咳嗽起来。谢学锦忙去取药，他的提箱里有各式各样的药。吴国强在他取药时并不吱声，药拿过来了，却说，我感冒从不吃药，我只吃桔子。他说着就从他的挎包里拿桔子，还给谢学锦和我和同房住的那位四川朋友一人几个。他剥开桔皮一瓣一瓣地吃，吃得津津有味，吃几瓣咳几声。谢学锦便伸过手去摸他的额头。吴国强说：摸吧，我的确感冒了。谢学锦的手没触到他的额头便收回来了，对我们笑道：他这个人经常搞声东击西，有时弄得我也真假难辨！于是我们都笑了，吴国强不笑，‘继续吃他的桔子。他一连吃了四个。
末了，谢学锦说；你跟油田方面联系好了么？吴国强说：还没好。谢学锦便急了：你就让我耗在乌鲁木齐么？北京有那么多事，我根本走不开的，硬被你拉来了，你还让我耗。十天后清华大学的一个评审会坚持我参加，我也答应了。十天内我们能把事情办完么？吴国强说：能！谢学锦说：那好，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年岁，他比谢学锦小四岁。他称谢学锦为谢先生。他是物化探研究所的高工，却没有一点高工的作派。人随和得像块面团。他的穿着不比刘祥重好，也有过被当作“盲流”的经历。他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
我还慢慢得知，吴国强的最大本事是谢学锦刚进家门就可以请他出门——提着包跟着他上路。他们直接找油的研究与实验是搅在一起的，野外工作由吴国强负责，谢学锦只参与理论与技术指导，参与报告的撰写与修定。他们有关物化探直接找油的论文两人都写过，谁写的把谁的名字署在第二位。在这个项目上，他们有点儿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味道。吴国强身居第一线，自然便可以对二线的谢学锦来点儿发号施令。有一次，吴国强拉着谢学锦跑新疆，到了火车站谢学锦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票。吴国强一边说来不及买票，一边说别急我有办法。他的办法是买了两张站台票进站，又告诉谢学锦如何避开乘务员偷偷溜上车。谢学锦望着我说：“当时，我的腿都软了，被乘务员发现了怎么办？不被人抓着衣领吼一通么？周围那么多人，怎么下台？这么大的年纪，还无票上车！”吴国强便笑：“你右派都当过，还怕这个！”谢学锦说：“这和当右派不一样！”吴国强说：“什么不一样，不就是亮亮相么！”谢学锦说：“当右派就是亮亮相？！”吴国强反而不笑了：“怎么样，还是比当右派好下台！”谢学锦便摇头，声言把吴国强毫无办法。我仍然惦记他们上车后的事。我很快就知道了。吴国强的能耐也便在更高层面上展示。车开后，他找到列车长，说有一位大科学家去新疆，走得急，来不及买票，这位大科学家与你们新疆的宋汉良书记很熟，这位大科学家为新疆的矿产勘察作出的贡献无人可匹，你能否给他弄一张卧铺票？吴国强的穿着是很叫人生疑的（他在新疆也被人当成过盲流），但他说话的语气与说话的流畅又使列车长不敢怠慢。列车长便让吴国强带他去见谢学锦。谢学锦一听，大为光火，骂吴国强不该如此这般。这骂也透露了消息，他的衣著，他的言语，他的气度也帮了忙，他得到了一张卧铺，而且是软卧。吴国强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跑到硬座车厢，找一个角落，从挎包里拿出一条床单就地一铺，睡他的大觉了。不久，谢学锦又满世界找他，与他商量轮流“坐庄”的时间与办法。吴国强横竖不从，他说，他睡角落有利于了解民情。谢学锦就说：你还以为你是贵族？于是两人又发生了冲突。吴国强挤火车的本领与他坐火车的本领一样大，与他同住的另一位工程师揭露说：不管手上有票没票，上车的人多人少，他都能毫不费事地上车，他像条泥鳅，有一点点缝隙就够用了。之后，吴国强穿的羽绒服又成为大家的火力点。那件羽绒服上有无数鸭毛探头探脑，有的把半个身子也伸了出来，远点看，他好像披了一身大雪。谢学锦说：你在吐哈和克拉玛依开评审会时，如果也穿这身羽绒服，我们准砸锅不可！吴国强说，这个你们放心，我已准备了一套西装，领带也准备了。以后，在两油田开评审会时，他果然来了两次西装革履，但衣服的质地，却不敢恭维。也许他那羽绒服给人印象太强烈，他穿上质地不好的西装走进会场时，我也禁不住为他突然焕发的风采暗暗叫好。两次评审会，谢学锦都唱主角，吴国强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怎么善言词。两次评审，他们心里早有数，吴国强却依然要捏一把汗，像个张着耳朵听训的小学生。两次的评审，标志着他们的创意获得成功，吴国强像变了一个人，十分得意起来，声言以后要打到国外去，去挣外国人的美元。谢学锦就说；你连人民币也挣不到，还谈什么挣美元！吴国强便马上三缄其口了。
在吴国强出现以前，谢学锦一直很不安，他担心吴国强在火车上病倒了，中途送下了车。他的另一项本事就是病倒在外是不给人一个通知的。就在我撰写此章的时候，我听说他在从辽河油田去就近的火车站途中，坐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翻了，腰受了伤，他从翻倒的车里爬出来，照样付了车费，一瘸一拐上了火车，回到家，连楼也爬不上去了，便到楼旁的招待所找了张床躺下，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也不给家里人一个通知。后来，有人责怪他，他说当时找不到人，他想大声喊，又出不了声。看来伤得着实不轻。可是，半个月以后，他又一头钻到胜利油田去了。回来，他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们在胜利油田的实验一炮打响了，还拿了那边的评审书。还说胜利油田租用了美国一家公司的一部仪器，干不千每天都得付一千美元，这是台只租不卖的“金不换”。可胜利的人说，比较你们的技术，是小巫见大工了。他还说，克拉玛依又传来讯息，他们在一块过去不认为有油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油气藏……他得意地说，我们真的成功了！国家经济上的效益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几天以后，他又去了新疆，谁又能想象他身上带着伤，他年已六十六岁……
谢学锦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吴国强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发展测量垂直氧化还原电位方法。在大庆、玉门、塔里木及吐鲁番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经过九年的研究，许多在早期工作中遇到的技术困难逐步得到克服。最近的工作表明这种方法图出的异常很完整，并与地下油气藏的范围非常一致。”胜利油田的评议书说：“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圈定的异常与已知油区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如圈定的一号异常区与乐安油田南区吻合良好；长剖中的最大负异常区与通61井油区块吻合良好。”谢学锦的化探与吴国强的物探的配合，不仅“收互补短长之效”，而且“大大提高取得结果的可靠性”。有篇文章说：“这种配合使用也会使基于油气垂直远移的多种非地震方法得到改进与突破。最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用常规方法发现的烃类异常与C异常和地下油气藏不一致而只与巨大的南近南北向宏通道方向一致。对影响地表样品中烃类及面C含量的最关键的因素进行校准后，得到的异常与油气藏呈现极好的对应关系。然后我们将基于垂直氧化还原电流的地表Eh值与基于油气垂直运移的烃类与△C这些反映油气藏存在的不同侧面的特征综合研究获得了重要的新信息，不仅可以圈出油气藏范围，还可预测范围内高产或低产及不产油的区段。”
谢学锦不是希特勒，他发动的不是对苏战争。他和吴国强联手发动的是一场长达九年十年的石油勘察攻坚战。他们成功了。
谢恒住在北京方庄小区的一座高层建筑里，是谢学锦带我去找她的。
谢学锦跟谢恒说过几句话就告辞走了，留他的不是谢恒反而是我，但没留住。谢恒对我说：他不在，我们可能谈得更开放，更自由。
谢恒今年六十八岁。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是在国外度过的，她和她的丈夫是共和国第一批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几年前，她离休了。任内的最后一站是伦敦，驻英国大使馆。她丈夫是大使。她是大使夫人，没有其他对外身分。此前他们夫妇在美国，她丈夫是驻旧金山总领事，驻美大使馆公使，她是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领事，驻美大使馆一秘。
六十八岁的谢恒女士与我见过的她在一九四九年与父母兄弟摄于南京的合影中的模样没有太大的改变。一九四九年她的头发扎成两条小辫，一九九三年她留短发，与当年一样英气，一样勃勃生机。我离开她家时，她坚持送我到最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有十来分钟的路。她走路很快，走得很轻松。她走路时双手捧在一件夹克衫的边袋里，像年轻人把手插在牛仔服的口袋里一样无拘无束，自由洒脱。
谢学锦一走，她给我端来茶，送来烟灰缸。她说，她家没人抽烟，只备烟灰缸不备烟。我说，我刚刚还为是否允许抽烟担心呢。她便笑了。她说谢学锦电话里交待过。她说她本想为我准备一包烟的，但积习难改，也许你抽自己的烟更有味些。她又说她的饭做得不好，但她一定要留我吃午饭，也许我能帮帮忙。中午时，她下楼买了一点面条。面条是我煮的，她说她煮面不在行，不是太硬就是太软。她做了几样菜，量都不多，但很精致。她一点没有排场，一点没有虚套。我喝过几口茶后，她领我参观了她的居室，四室二厅，厕所有两个，都是坐桶，与她哥哥谢学锦，是两个世界。之后，她拿出她的影集，在影集里向我介绍了她的丈夫和子女。她丈夫前不久出国了。儿子在国外已多年，女儿在澳门，是外交人员。现在家里只有她一个。她说：我们可以随便点，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于是，我讲了我奉命采写谢家荣先生、谢学锦先生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一点不含糊地表示，我希望在谢老先生的死上你能把真实情况讲给我。她问：我哥哥是怎么对你说的？我便讲了谢学锦所说。她沉默了，她沉默了好一阵。
下面是这次访谈记录的一部分：
我对父亲的感情多年来是不能讲的。他是阶级敌人，讲不得。我没讲，也要受歧视。父亲十五岁只身去北平，一生奋斗。他的奋斗与刻苦精神，在我经历的世界里，没有发现有第二人。他永远手不释卷，吃饭时也看书。在北平当大学教授时，每天写作到深夜，学校为了照顾他，把他的课全排在第三节第四节。在云南，他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又是专家，又是野外工作者，工作得更苦。心里又不痛快，担心中国灭亡。经费又少，一个钱当几个钱用。一身清正。后来我听说“三反”中在南京查他，我难过极了，又不能表露。
一九七八年，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二弟说他对父亲的全部记忆便是每次外出开会、讲学、野外考察回来，带回的是一包包石头，从来不带什么土特产，连小孩喜欢的糖果与玩具也不带。这是对我父亲很好的概括。
我受义亲影响最深的不是政治方面，是做人方面。他正派、刻苦、讲真话、廉洁。这些，他是不用嘴说的，他是这么做的，比嘴说影响还大。他一心做学问，一心找矿，一心教书，我们人人心里都明白，父亲最盼中国富强起来，最爱国。
我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以后一直当家庭主妇，贤妻良母型。中产阶级妇女型。她生活条件好，但喜欢自己动手做事，绣花，做饭，养花很在行。这一点正是我极力反对的。我跟我母亲有过很多斗争。她要求我成绩第一，还得有一双巧手，会做女红。她要把我彻底女人化。我不干，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妇女争取解放的时代，我怎么会把自己彻底女人化！我从小生活在男孩子群里，野惯了。我母亲对我很伤脑筋。我大学没毕业就参加革命，除了时代的潮流所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反抗母亲。她让我读书争第一，上大学，有文化，有教养，想的跟我不一样，她认为有了好的文化和教养就说明你有好的社会地位，这个地位是过去女人的前途和出路：找个好丈夫、这个前途我一点不羡慕。解放后，我和丈夫被派往国外，出国前母亲从南京跑来北京，为我们送行，她好高兴。她的知识与当年在欧洲的见识使我们那批出国人员得益匪浅。一时间，她成了我们的服装顾问。几年后，反右了，我父亲当了右派，让我划清界线，我却说他不像右派，不会反党，就把我送回了国，还给了个处分。回来就下放，去农村劳动，是京郊房山。又让我当下放干部小组长，还让我管右派。我实事求是，要求几个右派好好劳动，改造自己。以后回到北京，我也不理会那个“界线”，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以后出国，还把孩子放到母亲那边，请她带。我的两个小孩都是她带大的。我经常跟父亲聊天，父亲说，你们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总搞运动，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学习不好。我们搞技术的，能不能就让我们多做点工作，多看点书，少参加些运动。我知道解放后，父亲一心想把自己的知识、才能贡献给国家，多做点实事。但是很可惜，当时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我母亲“文化大革命”前就去街道当了妇女主任，比我还积极，还革命。她办起扫盲班，自己当老师。
“文革”一来，翻脸不认。那些说过她许多好话的学员，不少批判起她的教育方针来，说她不教毛主席语录，用一些小孩子读的课本腐蚀和软化她们的革命意志。一九六六年初“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没几天，我和丈夫正在驻加纳使馆工作，加纳发生了推翻恩克鲁玛的政变。当时恩克鲁玛正作为国家元首访华，我们续继以元首身分接待他。这样两国关系紧张，我们便先后被调回北京。谢恒女士说不下去了，她用双手捂住了脸。我一声不响。我悄悄地把一支燃着的香烟揉灭在烟灰缸里。屋子里静极了，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的跳达声。那钟的外壳和字盘是一棵树的横截面，像块砧板，咖啡色，天然的花纹（年轮）很特别，大疏大密，树干的形状也很特别，不是圆也不是椭圆，像是什么人随意剪出来的剪纸。她已经告诉过我，这钟，是他们从美国离任时，一位美国朋友送的。……几分钟后，她放下了手。她泪眼花花。她继续说起来，声音变得很低，词语也不大连贯。我没有作记录了。当着她的面，记录她父母的死的情况，在我已不可能，那是对死者和生者的不敬。我不是搞“专案”的人，我没有那种训练。下面的文字，是根据我的记忆写成的。
谢恒回国后，马上去看她的父母。进门时，父母正坐在沙发上，也没起身迎她。他们很是吃惊的样子：你怎么回国了？这吃惊马上又变成一堆阴云。他们大约以为她又受他们的株连了。
那时，谢家荣住两室一厅，厅比较大。谢恒进屋时，他们夫妇俩就坐在厅里。谢恒进到里屋后，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这次我可能过不去了。谢恒连忙出来，对父母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她心里却恐惧极了，她也预感到父母大难在即。她两次请求保姆多留点神，好好照看一下他们。
谢恒不可能天天回家，外交部有运动。她和她丈夫是保陈毅的，压力更大。她住朝阳区的雅宝路，离百万庄父母家又远。
八月十四日早晨，谢恒接到谢学锦打来的电话，要她马上回家。谢学锦电话里别的没说，但从他紧张、痛苦、慌乱的语气里，她感觉到家里一定出了大事。她匆匆叫上丈夫，一同往家里跑去。
谢家荣真的走了，他躺在客厅的一张小床上，身上已罩上一条床单。
是八月十三日。谢家荣死前那天，他回来得很晚。那天他是走一路歇一路回到家的。他回来后，吃了一点饭就睡了。后来他又从床上爬起，说他今晚可能通宵睡不好，还是睡到客厅小床上去，不然会弄得吴镜侬也通宵不得安生的。他就这么睡到了客厅。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和保姆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吴镜侬当即昏了过去。亏了那位保姆，她又要照顾吴镜侬，又要去通知谢学锦。
谢家荣是自杀的，服用安眠药自杀的。他的身旁，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了的瓶子，他留下了一张字条，是给吴镜侬的。
“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
吴镜侬没发现字条，她当时就昏倒了。以后，她一直不知道有这么张字条，到死也不知道。
首先看到字条的是谢学锦和谢恒。谢学锦夫妇、谢恒夫妇在极端的痛苦中又多了一个恐惧：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就是顽抗到底，就是以死顽抗。谢学锦是右派，自己的“罪行”已多得不可胜数，又来这么桩“大罪”，他以后的日子可以想见了。谢渊泓后来的上大学前的种种波折，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是自扰。在商量如何处理这字条时，谢恒说：应当交给组织，天塌下来也得顶着，我们得面对事实。
第一个反对她的是她哥哥，第二个反对她的是她丈夫。他们对她只一句话：“你疯了么！”
她不再坚持，她同意大家的意见：立即烧掉字条。而且除了他们四人，任何人也不让知道！
之后，便是当地公安局与造反派头头的到来。他们众口一词，父亲死于心脏病。单位造反派头头说，我们也希望他是死于心脏病，但必须由医生鉴定。
便有了以后的解剖。谢家荣的遗体从解剖室推出来时，谢学锦、谢恒几乎晕倒了，刀子制开的皮肉没有用线缝一缝。但他们还是从心里感激主刀医生，是他，签署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的认定。也许，这位医生割开谢家荣的身体后不予缝几针的原委就是要加强他的认定：你们看吧，我一点不同情死者。
谢家荣的遗体火化后，谢恒把母亲接到她家去做。吴镜侬有如惊弓之鸟，昼夜惊魂。
一天，地科院矿属所的造反派要抄谢恒的家，说吴镜侬有东西转移过来了。他们还通过外交部的造反派一起来到谢恒的家。他们查抄了吴镜侬的东西，并当众宣布了谢家荣的罪状。老右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他们没有查出什么东西，走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说吴镜侬有东西转移到谢恒的箱子里了，要抄查谢恒的东西。他们还指着谢恒的缝衣机说是电台，打开看后才无奈地走了。吴镜侬却吓了个半死。这两次查抄，对吴镜侬的打击极大，她特别难过的是，她又牵累了女儿、女婿。
一天，保姆来了，她是来告辞的，她准备回老家去了。她还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地科院的大字报很多，说谢老先生是自杀的，……说街道上也有吴镜侬不少大字报，说她不教毛主席语录就是反对毛主席……
保姆走了。吴镜侬也走了。保姆是回安徽，她回百万庄。吴镜侬是乘女儿不在家里时走的，她给谢恒留了个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
白天，谢恒要参加运动。这天，她偏下班又晚了点，她回家看到母亲的条子，慌了。她马上和丈夫一起朝百万庄父母家跑，先到谢学锦那里，把他叫上，一同去母亲家。进门时，是晚上十一点。
他们还是来晚了。
吴镜侬穿着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睡着了。她用一条洁白的布单罩在身子上，头和脚都罩着了。她的身旁，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有一张写给女儿的条子，条子旁，留着一筒山东阿胶。条子是这么写的：
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的。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在她留下的念物里，就有吴镜侬摄于十八岁的那张小照，小照的背面有她“前尘依稀如梦”的自记。那筒阿胶，原是吴镜侬早几年更年期时自用的，没用完，留给了谢恒，那年谢恒四十一岁，再过几年，她也要进入更年期……
谢家荣夫妇就这么一先一后走了。谢家荣走时，没有像吴镜侬那样，给子女留话，仿佛他不过是出一次门，他还要回来的。
他们走了二十七年了。那边有吴镜侬照顾谢家荣，谢家荣便有点“乐不思蜀”了，没踏归路……
几天以后，我去了天津塘沽，找到了谢家荣最小的儿子谢学铮。谢学铮一直不知道他父亲走的真相，他还以为他是死于心脏病。谢学锦、谢恒把这个秘密保留在心里二十七年了，这是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他们不让他们的弟弟分担，更不想让谢家的第三代分担。这担子的沉重还在于，每多担一天，他们就发现自己多一分脆弱，多一分“苟活”的感觉。
谢恒说，我想讲实话了，我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父亲走时也是六十八岁。
于是，她便说到了谢家荣的走，言词不多。言语在这里不仅苍白，而且有点可憎。她终于忍不住了，她掩面而哭。她的双手和身子抽动着，她大哭了。
谢恒的教养和经历给了她——颗坚强的心，一颗正直的心，一颗善良的心，一颗敏感的心，一颗包容性极大的心。她和英国的女王同桌吃过饭，也和印度的“贱民”聊过天，她去爱尔兰办过中国文化展，也在旧金山与台湾留美学生一次一次谈过关于祖国，关于炎黄子孙……她的意气好风发，她的信心好强大。然而此刻，她哭得像个村姑。她的心，也如村姑一般朴素，坦露着未被污染的泥土的本色。她哭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她远在德国的侄儿谢渊泓向他父亲索要的李白的诗，想起了那句“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终于过去了，那个这也不能那也不能的时代！我还记起，一位名叫亨•米肖的法国诗人的诗。米肖比谢家荣小一岁，是同代人。他的题为《迷宫》的诗是这么写的：
生是迷宫，死是迷宫。
无穷无尽的迷宫，大师贺如是说。
一切都在沉陷，无从解脱。
自杀者在新的一次痛苦中复活。
牢狱在牢狱之上开启，
长廊开向另一条长廊：
生命有如卷筒以为展开。
根本不可能展开，永无出头之日。
世纪在地下苟活，大师贺如是说。
真的么，亨•米肖，世纪在地下苟活么？
老舍的走，傅雷的走，吴晗的走，谢家荣的走，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也最为壮烈的一页。他们不愿苟活！他们从来不是苟活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曾一领风骚，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落炎黄群落民族特性的一个象征。他们的死——自杀，一百年后，五百年后还会被提及被探讨，只要我们民族的良知不泯灭，这种提及和探讨就谁也无法阻拦。
感谢谢恒女士，她披露了真相。真相是必须面对的。不然，“世纪在地下苟活”的局面无法最后改观。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便搁笔了，一搁就是几个月。我在等待，等待谢学锦住房问题的解决。谢学锦的住房问题，几年里已打过许多报告了，有他个人打的，有物化探研究所以文件形式打的。从乌鲁木齐回来后，有一天我碰到他，他兴奋地对我说；他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江苏省决定，凡在江苏的学部委员，享受副省级待遇。他说，一叶知秋，他的住房不久就可解决了。在他看来，副省级是不会有住房问题的，而且，他的确是因为工作需要才提房子问题的，并不是争什么待遇。我也甚感鼓舞，说；太好了。那时，这篇文章还没有开始写，但我马上打好了结尾章的腹稿。又过了不久，我又碰到他，他比前回更兴奋了。他说，有关领导带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去他家里，亲自“勘查”了他的住房，都说的确应该解决，而且马上解决。之后，有关部门还给他提供了由他选择的几个地点。我就更感鼓舞，说，实在太好了。那时，此文的写作已经开始。我便想，他的乔迁日，便是此文的杀青之时。前文说过的，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希望通过本文的采写，我的理想主义能更上一层楼。我之所以接受此文的采写，闯进一个我根本无力闯进的世界，说穿了，并不是要写谁的表扬稿。我寻找的是人生的意义，人格的本质。几年来，我耳闻目睹的谢家荣、谢学锦父子的人生与人格，很合我的趣味。韦伯说：人格的本质“在于人格和某些终极价值及其意义的内在关系的坚贞不渝”。从他们那里，我看到了某些终极价值，也看到了它与人格关系上的坚贞不渝。谢家荣的死与死的方式，就是这种“坚贞不渝”，谢学锦的多次申请大一点的住房，也与这种“坚贞不渝”有关。我并不认为解决他的住房的意义比他在学术上解决一个难题逊色，更不认为一个科学家申请一间比三十二平米大一些的住房就是人生价值的偏离，恰恰相反，是矫正。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他还住在老地方，还在“头悬梁”，“锥刺股”。一九九三年眼看没几天了，我不能把此文的完成拖到一九九四年，我得结尾了，得非我所愿的结尾了。
还是回到他的学科吧，那个话题轻松些，我要继续坚持我的理想主义。
在整整一个学科，从理论到技术到方法，从战略到战术，到向实验、生产的转化，我国领先世界的并不多。但地球化学勘查这个学科，领先了。看看下面几篇报道的标题吧：《我国地球化勘查技术居世界前列》（《科技日报》一九八七、十—十四）《我国痕量金测试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地质报》一九八七、十一、二十七）《我国地球化学标准物质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中国地质报》一九八六年、八、一）。至于区域化探、地球化学填图，早就是世界前列了。现在，又有了地球化学环境的网络监控，非地震物化探直接找油气……谢学锦的许多同事和学生都向我指出过：谢学锦不仅是国际化探界的权威之一，而且是这个领域里当之无愧的战略家。有篇文章说：一九八八年五月在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个大会上，谢学锦指出国际地球化学填图中的两个关键问题是数据在全球范围的可对比性及大幅增加图中的信息量，这两个关键性问题恰恰被各国多年忽略，只有中国重视且取得成功。这使各国学者开始承认中国地球化学填图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一九九０年在加拿大的一个会议上，在捷克的一个会议上，一九九一年在莫斯科的一个会议上，谢学锦的三次报告在国际勘查地球化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他提出的对多元素分析的要求“被普遍接受，成为今后世界上的地球化学填图依循的准则”。超低密度采样的理论与技术在全球的推广与应用，也是谢学锦开创的。“这是在可望的未来制出全球地球化学填图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他同时创立了“泛滥平原沉积物”的理论与技术，而且也被世界普遍接受。一九九一年他在美国作报告，指出多年来勘查地球化学只研究局部地球化学模式，而他不仅着眼于局部，还要着眼于整体。他的报告和此后发表的著作开阔了国际化探界的视野，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他的著作、言论被国内外同行大量援引，视为经典。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就职于美国地质调查所的国际著名化探专家和地质分析专家、美籍华裔学者赵囗田致信谢学锦，称他的工作“是件极伟大的事业”，是“造福人类”，“此类工作十分艰巨，好在中国已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镜”。称他的“区域化探及地球化学各方的研究及领导执行工作已到达登峰造极阶段。”同时，他还特别指出：“金的存在形态与提取，是阁下最大的在理论上与实用上的成就，过去所谓的专家走错方向至今仍在迷途中……”
谢学锦也并非没有‘迷途”。他的妻子有次对我说，她对谢学锦最伤脑筋的便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闲不住，闲不得，一闲，他就叹气。她说她最听不得他叹气，一听，她就神经紧张。
而在我看来，叹气是件好事，是情绪的一种释放和消解，有利健康。
有次我问谢学锦叹气的原委，我请他挑两样说说。他反问：叹气也需要原委么？我说，我写文章要。他笑了，那就让我想想吧！说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笑了，他也笑了。
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挑三样，第一样，面对非科学因素干扰科学的时候；第二样，想起儿子的不归；第三样：房子。
许多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位“中国的化探之父”，回首他急急的步履，回首他的一波三折，回首他的叹息，将是一种怎样的神秘，一种怎样的风景！
在乌鲁木齐，在那间给我留下许多记忆的招待所里，我也几次听到他叹气。我们每个人都会叹气。我们每个人都尝过叹气的个中滋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堪重负的时候，甚至，有过神经的断裂，意志的坍塌。断裂与坍塌之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甚至侧耳可闻。这之后，我们当然要自我修复。那时，我们会听到许多快乐的声音，那是生命顽强的律动，是“快乐原则”的大写意。那时，我们也许还会听到从童年、从梦境传来的歌声，而谢学锦们，听到的一定比我们这些人多，他们是地球工作者。地球存在四十亿年了。地球工作者不仅知道四十亿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还知道地球是由什么构成的。他们“看”到过生命的艰难演化和跋涉，他们“听”到过人成为人的痛苦而快乐的浩歌。地球从诞生的那天起，它就有了一个预谋，它以它的元素预谋人类。谢学锦们每天打交道的就是元素。在分析地球元素的时候，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分析了人类自身……在一个寒风呼呼的夜晚，谢学锦和我都各自上了床。好久好久，我不能入睡。我从那呼呼的寒风里听到了某种声响，也从不能入睡的谢学锦那里听到了某种声响。又过了好久好久，我问他，谢先生，你在想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我在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他在被窝里没动。他说：“有时候，我对自己是否真的存在会发生怀疑，怀疑到极点的时候，我就两个指头互相挂搓，看有无感觉，有感觉，就算存在着，没感觉，就是不存在，或者，纯粹就是一个梦。也奇怪，有时候，我的两个手指互相搓揉时竟然就没有感觉。我存在着的思维又告诉我，我的感觉是存在的，这时候，我便觉得人生实在是介乎这个存在与梦境之间……”接着，他说了许多往事，大抵都是他的一些艰难，他在艰难时刻的茫然与无奈。或者说，他的“迷途”时分。
我问：“那个时分，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你？”
他说：“我可从来没想过这问题。”
几分钟后，他说开了，说的是英语。我不懂英语，但我从他念白的抓扬顿挫里，听出他念的是一首诗。他念得很流畅，很柔和，而且声声合情。念完，他又念了此诗的汉译。他念汉译以前说，他一直没有见过这诗的汉译，过去他也没在心里译过它，现在是随便翻译的，不一定准确，献丑了。他的汉语念得也很流畅，也很柔和，也是声声含情。只是念得稍稍慢些，但看不出他在斟字酌句，他是一气呵成的。
这首诗题为《生命赞歌》，作者是英国的朗费罗。
我翻身下床，请他把汉译写下来。他依了，从被窝里坐起来，斜倚在床边的小几上，念一句，写一句：
不要用悲惨的语言对我诉说
生命只是一个空虚的梦
灵魂在梦中已经死去
而事物在梦中亦非本来面目
生命是真实的，生命是诚恳的
坟墓不是他最终目的
从尘土中来又回到尘土
只是躯体而不是灵魂
既不欢乐，也不悲哀
这是我们命定的归宿和道路
总要行动，使我们每个明天
超越过我们的今天
让我们振作起来
我们的心迎接任何命运
但仍不断行动，不断取得成就
要学会工作和等待
他说，这首诗是他上中学时偶然看到背下的（上面引的是诗的摘录），好多年没有在脑子里出现过了，今天突然记起它，他自己也颇感震惊。一九六六年的那个八月它出现过一次。那是父亲谢家荣的遗体火化后，他回到家，觉得自己也快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一点力气也没了，一点活的欲望也没了。这时，那首诗忽然悄悄地涌上心头，他一句一句地念了起来，仿佛有位什么人站在云端里，一句一句地教他念。念毕，他觉得身子变得轻松了些，他的身上漫过一阵颤动。他紧紧地抓住了那首诗，大声地朗读起来，当读到最后那句“要学会工作和等待”，他禁不住热泪盈盈了……他忽然发现，他的父亲不是死了，而是到另一个地方去寻他的梦去了，去工作，去等待，他一生都在工作都在等待啊！
他说，今天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它干吗又冒了出来呢？也许，我也在做梦吧……
这天晚上，我们直到东方快明才入睡。第二天，我起来得很晚。我起床时，发现谢学锦正伏在桌前工作，钢笔在纸上轻轻地划过，沙沙的响声像他的嗓音一样柔和、流畅。他一如既往地在工作，在等待……
1993年12月26日夜完稿
1994年3月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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